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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古文家、诗人,而他也有很高书法造诣。宋朱长文《续书断》卷下列韩愈书法为能品云:“退之虽不学书,而天骨劲健,自有高处,非常人所可及。”朱氏对韩愈书法的评价很高,可是说韩愈不学书,也是出於想当然的看法。据《全唐文》卷七六八林?《拔镫法序》说,与韩愈同时代的卢肇传习韩愈书艺“拔镫法”,可见他的书法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影响,可惜后世流传极少,遂鲜为人知。他的书法见於记载的有三:一为《华岳题名》,二为《嵩山天封宫石柱题名》,三为《洛阳福先寺塔题名》,惜今都已不传。欧阳修《唐韩退之题名》(《欧阳修全集》卷八《集古录跋尾》)云:“右韩退之题名二,皆在洛阳。其一在嵩山天封宫石柱上刻之,记龙潭遇雷雨事。天圣中,余为西京留守推官,与梅圣俞游嵩山,入天封宫,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顶,至武后封禅处,有石记,诫人游龙潭毋妄语笑,以黩神龙,神龙怒,则有雷恐。因念退之记遇雷,当有所诫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当时所见墨迹,不知其后何人模刻於石也。”

  传辽宁省博物收藏的《曹娥碑》墨迹本上有韩愈流传下来的唯一墨迹。此绢本书眉及左右有怀素、韩愈、樊宗师等题名,字为楷书,而韩愈题名的笔势,颇得张旭草书丰腴凝重之体态。

  最为人称道的是韩愈流传下来的《石鼓歌》、《送高闲上人序》等诗文,为我们了解韩愈书法观提供了宝贵资料,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其独特的书法艺术观。

  《送高闲上人序》,短短数百字,不仅对张旭的草书作了极好的分析,而且揭示了书法之为艺术的根本规律。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侠、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扰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述,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铝抹,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

  韩愈认为:书法包括“技”和“道”两个价值层面,一件能够流传后世的优秀书法作品,它一定是超越了技术层面,进入了“道”的境界。韩愈对张旭的狂草创作作了完整而系统的考察,得出他是以情感为核心的表现过程的结论,从而揭示了狂草创作艺术思维模式:情感——书法,物象——情感——书法。这在当时是对狂草艺术本质一个弃旧立新、由表及里的深层探索。正是韩愈此说剔除了张旭书法中的庸俗性一面,其精神实质被大大宣扬,因此,张旭的书法在后代更受推崇。

  《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被誉为石刻之祖。在唐以前未见记载,出土后由于韩愈、韦应物等人的誉扬,名声日隆,引起书法界的重视。《石鼓歌》作于元和六年(811),当时韩愈于洛阳任河南令。《石鼓歌》里韩愈之对《石鼓文》予以高度赞美:“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折断生蛟!莺翱凤盆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又云:“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赞誉《石鼓文》的遒劲古朴、潇洒飞动的神态。韩愈建议让石鼓永远保存下去。然而无人理会,石鼓任“牧童敲火牛砺角”、“日销月抓就埋没”,说明诗人对这件文物无比重视。

【延伸阅读】《送高闲上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