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阮元对于《淳化阁帖》的批评是从展转翻刻失真入手的，进而认为存世王羲之书法都不可靠，不如北碑的书丹原石，实际上，他的《淳化阁帖》批评是为了削弱王羲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认为因《淳化阁帖》的盛行，使得北碑的衰微，这些观点是为他的南北书派观寻找理论支撑，最终是为了推出北碑，清代碑学从理论上得以正式形成，成为二王书风向北碑书风转换的关捩。本文客观地对阮元的“阁帖观”进行分析，并对他的某些偏激观点表示质疑和批评。
[关键词]阮元  淳化阁帖  清代碑学

    宋代淳化三年（992）奉太宗圣旨摹刻的《淳化阁帖》，历经千年，迷雾重重。一部法帖引来千年聚讼的，除了《兰亭序》以外，恐怕只有这部《淳化阁帖》了，碰巧的是这两部法帖均和王羲之有涉。
    宋代开始，就有人对这部刻帖提出各种疑问和批评，《淳化阁帖》的名声越来越不好，到了清代碑学来临的前夜，人们对二王开始重新认识，对《淳化阁帖》的批评更是顺理成章的了。在千余年的评头论足当中，基本都是围绕着帖源、石刻木刻、失真、翻刻版本等问题而展开的，其中要数阮元对《淳化阁帖》的批评有点特别。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一作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揅经老人等。江苏扬州人，随祖改籍仪征。乾隆五十四年进士，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致仕归田后又晋加太傅衔，卒谥文达。著有《揅经室集》。
阮元是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的最后重镇，他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两篇文章成为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他虽没有专文论述《淳化阁帖》，但在他的文章、题跋和书信中常常流露出他对此帖的看法，我将他对《阁帖》的看法分三个部分来论述。

   

    展转钩摹，不足据矣
    ——阮元从《阁帖》失真说明帖派师法对象不可靠

 

    《淳化阁帖》十卷，一至五卷为汉魏、两晋、南北朝及隋唐书法，六至十卷为王羲之、王献之书法，二王书法占半数，于是《淳化阁帖》便和二王联系在了一起，密不可分。王著编辑确实带有主观偏向二王的倾向，这恐怕还不在于王著个人，当有宋太宗的意图。阮元对此很不以为然，二王书法占一半，他觉得不合理，他明确表示：“但执二王以概东晋之书，盖为《阁帖》所愚蔽者也。” 在阮元看来，二王书风的盛行和《阁帖》编辑的倾向有关，的确如此，《阁帖》为我们保留了大量二王书法，尽管真伪莫辨、是非纷纭，但还是在二王书风的传承当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阮元大有怪罪之意。
    关于《阁帖》的失真说并不新鲜，这是千余年来人们不能避免的话题。对于《阁帖》的批评，早在宋代就有，苏轼、米芾就曾对此帖作出过批评，苏轼在《辨法帖》中认为其中真伪相杂，有明明署款“智永白”而算作王羲之的，苏轼又说他曾于秘阁观墨迹，皆唐人硬黄临本，就是说，苏轼认为《阁帖》所依据的本子本身就不真。米芾在《秘阁法帖跋》中认为“其间一手伪帖太半”，说其中有以《千字文》为汉章帝的，有以张旭为王献之的，有以俗人学智永为王羲之的。苏轼、米芾的巨眼犀利，不由得我们有太多的怀疑。看来王著在编定中确实有所不当，有人归咎于王著的见识，我看不然，宋时魏晋真迹已少，王著难做无米之炊，他做出这么大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却从刻帖问世到现在的千余年间，一直背着一个坏名声，这可能是他没有料想的。
    有趣的是阮元在《阁帖》失真问题上，除了说“唐人收藏珍秘，宋人展转勾摹，可尽据乎？”之外，又有新说：

    王著摹勒《阁帖》，全将唐人双钩响搨之本画一改为浑圆模棱之形，北法从此更衰矣。《阁帖》中标题一行曰“晋某官某人书”，皆王著之笔，何以王、郗、谢、庾诸贤与王著之笔无不相近，可见著之改变多不足据矣。

    如果说唐人双钩响拓本还能保持原帖风貌的话，那王著“一改为浑圆模棱之形”就失真过多了。究竟是不是王著摹勒失真呢？这里我有一点疑虑，杨震方《碑帖叙录》中“淳化阁法帖”条称：“宋太宗淳化三年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  这是目前普遍的说法，此说处处可见，但根据从何而来？无疑是从《阁帖》的篆书跋尾而来，我们重读一遍，就会发现跋尾所写的“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摹勒上石”并没有主语，主语会不会是王著？为什么不写？是集体工作不便写？还是王著已经去世？还是其他原因？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连串的想象空间。《淳化阁帖》始刻于淳化三年没问题，问题是《宋史》说王著卒于淳化元年，如果王著卒年确切，则是王著在淳化之前编次摹写，在他死后由他人奉旨刻成的，此时王著可能已不在人世，会不会是因刻手的原因而造成“浑圆模棱之形”的呢？如果是，王著就有些冤枉了。前人提出标题舛误，阮元认为标题是王著所书，看来王著的责任不容推卸。阮元还发现刻帖的标题字与内容相近，王著又与王、郗、谢、庾过于接近，以此来说明王著的摹本掺入己意太多。更为甚者，阮元认为《阁帖》中汉帝、秦臣墨迹，均是凭空而造，加上失真的锺、王、郗、谢，第一次大胆提出这些失真的帖怎么能和直接书丹而刻的北朝碑刻相比呢？

    唐时，南派字迹但寄缣楮，北派字迹多寄碑版。碑版人人共见，缣楮罕能遍习。至宋人《阁》、《潭》诸帖刻石盛行，而中原碑碣任其薶蚀，遂与隋、唐相反。宋帖展转摩勒，不可究诘。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锺、王、郗、谢，岂能如今所存北朝诸碑，皆是书丹原石哉？

    阮元认为刻帖因摹勒而失真，北碑因直接书丹而保真，却不知道碑版因千年沧桑，薶蚀也导致失真，如果说以《淳化阁帖》为祖本的各种翻刻本因一翻再翻而多次失真的话，碑版也不能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碑版有直接书丹者，也有不书而刻者，更何况书了也未必刻得不走样，甚至走样的程度要高于刻帖。刻帖尚能尊重原作，精心模拟，刻碑则有很多刻工程式，下刀的痕迹很明显，圭角毕露。不书而刻者更是以刀代笔，处处表现出的是刀而不是笔，学习者以笔来模仿刀毕竟不是正途，而透过刀锋看笔锋，就不是一种意会吗？刻帖的“浑圆模棱”和碑版的“圭角模棱”都是失真的表现。碑派书家将碑版的斑驳和腐蚀所呈现的气息美其名为“金石气”，而蔑称刻帖所呈现的气息为“枣木气”，他们提倡金石气而反对枣木气，实际上，“金石气”和“枣木气”都是失真造成的，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如果将它升华为一种艺术美，金石气是一种美，那枣木气何尝不是一种美呢？阮元在帖派之外提出碑派，这在书法艺术的多元化方面是可取的，而且是有创见的，但不应处处以帖为靶子，扬碑以抑帖为代价，则不是历史的态度。
    他在另一则题跋中又说：

    要之，右军书之存于今者，皆展转钩摹非止一次。怀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后人笔法羼入右军法内矣。然其圆润妍浑，不多圭角，则大致皆同，与北朝带隶体之正字原碑但下真迹一等者不同也。世人震于右军之名，囿于《兰亭》之说，而不考其始末，是岂知晋、唐流派乎？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任何一部刻帖和碑版都或多或少存在失真问题，《淳化阁帖》的失真，也是不容回避的，其中因摹写而将后人笔法掺入也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时代科学文明程度的真实反映，这是当时出版书法集的唯一方法，而且属草创阶段，因为它毕竟是第一部大型官修刻帖，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苛求古人，当然，对其编辑错误和摹刻失真也应正确对待。《阁帖》不但为后人保留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而且它对元明书家的滋养是丰厚的，赵孟頫、文徵明、王宠、董其昌、王铎都是通过《阁帖》来感受二王的，并且取得很大成就，正如赵孟頫所言“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 在书法发展史上起着二王书法传承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宋太宗诏刻《淳化阁帖》，这种保存前人遗迹的做法是一种功德无量的事情，阮元本人也经常在做，他曾翻刻过《石鼓文》、《散氏盘》、《泰山刻石》、《天发神谶碑》、《西岳华山庙碑》，也翻刻过《鲜于枢扬州诗四十韵卷》和《兰亭序》，如果有人指责阮刻本，不知阮元会作何解。吴昌硕常临的《石鼓文》就是阮刻本，阮元在保存文化遗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应给予同样的肯定。
    阮元提出的《阁帖》失真不同于苏轼、米芾，他是有目的性的，人们对王羲之顶礼膜拜，他没有太多地直接对王羲之说三道四，而是说人们所见的王羲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王羲之，《淳化阁帖》、《兰亭序》、《集王圣教序》等王字都已经失真，帖派师法对象本身就不可靠，而他又找出可供人们师法的新对象，为他推崇北碑留下了伏笔。

 

    所称锺王者，其伪爽然可见
    ——王字应有隶意是阮元推翻王羲之的一个借口

 

    世存王羲之书法，无论是《淳化阁帖》，还是《兰亭序》，阮元都表示出怀疑，进而进行否定,他的观点对后世影响较深。六十年代的“兰亭论辩”中，从实质上看，郭沫若否定《兰亭序》的观点实际上是李文田的观点，李文田的观点实际上就是阮元的观点，所以我曾称阮元为否定《兰亭》第一人。阮元否定现存王羲之字迹是王所书的理由是“王字应存隶意”，证据是“晋砖”等民间字体。
他在《北碑南帖论》中以东晋民间墓砖为例，来证明王字应有隶意：

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锺、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阁帖》，晋人尺牍，非释文不识，苟非世族相习成风，当时启事，彼此何以能识。东晋民间墓砖，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迹尚与篆隶相近，与《兰亭》迥殊，非持风流者所能变也。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春，阮元过当阳县玉泉寺，得见隋代铁镬字（图一），搨之，凡四十四字，每字有二寸许，文为：“隋大业十一年，岁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当阳县治下李慧达建造镬一口，用铁今秤二千斤，永充玉泉道场供养。”阮元不仅对文物感兴趣，对上面的字和字体更有兴趣，于是他又联想到王羲之，联想到《淳化阁帖》在内的宋代各法帖：

考此镬乃彼时民间所造，民间所写，其写字之人亦惟是当时俗人，其字亦当时通行之体耳，非摹古隶者也，而笔法半出于隶，全是北周、北齐遗法。可知隋、唐之间字体通行皆肖乎此，而赵宋各法帖所称锺、王者，其时世远在此等字前，何以反与后世楷字无殊耶？二王书犹可云江左与中原所尚不同，若锺书则更在汉、魏之间，其伪也不爽然可想见乎！

他通过这个铁镬字来证明锺繇、王羲之的字不可靠，甚至是伪作，理由是锺、王的字应有隶意。锺繇的字当有隶意是成立的，但王字就不然了，他的这个论据很容易击破，按照阮元自己的分类，隋代属北派，其字也“全是北周、北齐遗法”，而东晋属南派，王羲之是南派，北派和南派当然有别。在这则题跋中，他尚且能退一步讲“二王书犹可云江左与中原所尚不同，若锺书则更在汉、魏之间。”这还是科学的态度，但后来逐渐走向偏激，似乎有点不尽人情了。道光十七年(1837)，阮元在京师晤吕佺孙，见其所藏晋砖拓本（图二），为作《毗陵吕氏古砖文字拓本跋》，进一步否定《兰亭》为王羲之所书和《阁帖》中王字的可靠性:

    王著所摹晋帖，余旧守“无征不从”之例，而心折于晋宋之砖，为其下真迹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试审此册内永和三、六、七、八、九、十年各砖，隶体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写，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隶字尤为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当是羲之之族，何与《兰亭》决不相类耶？

    阮元每每看见隋唐以前民间字迹，晋砖也好，晋墓志也好，隋铁镬也好，就感叹《兰亭》、《阁帖》中的王羲之为什么不这么写，其实这是一个不能存在的逻辑关系，但阮元一直坚持，他为湖州新出土的晋砖（图三）所作的一则跋语说：

此砖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兰亭》前后数十年。此种字体，乃东晋时民间通用之体。墓人为圹，匠人写坯，尚皆如此，可见尔时民间尚有篆、隶遗意，何尝似羲、献之体！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为隶书也。羲、献之体，乃世族风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谢子弟握之，非民间所有。但执二王以概东晋之书，盖为《阁帖》所愚蔽者也，况真羲、献亦未必全似《阁帖》也。不独此也，宋元嘉字砖亦尚近于隶，与今《阁帖》内字迹无一相近者。然则唐人收藏珍秘，宋人展转勾摹，可尽据乎？

    阮元提出王字应有隶意，都是联系《淳化阁帖》和《兰亭序》而论述的，很明显，他是以这个理由来否定《淳化阁帖》和《兰亭序》，也就是否定王羲之。阮元对于王羲之的反拨，并不是他的突发奇想，实际上，阮元所处的时代，书画家们对二王的崇拜心理已经大为减弱，稍前的扬州八怪就曾表示出对王羲之等名家的态度，高凤翰、金农、郑板桥等就表示向民间学、向碑版学，而不向王羲之等名家学。阮元顺应潮流，又对王字的可靠性大胆提出质疑，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遵循“疑古求真”精神，提出各种设想，“王字应有隶意”是他对于王羲之书风新的界定，这是他有别于前人之处，此说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对其论据作一深究，便会发现这里面存在着许多未能解释清楚的问题，他自己在论述中就未能自圆其说，他在《复程竹盦编修邦宪书》中说：“终唐之世，民间劣俗砖石，今存旧迹，无不与北齐、周、隋相似，无似《阁帖》者，无似羲、献者，盖民间实未能沿习南派也。”在《晋永和泰元砖字拓本跋》中也说：“羲、献之体乃世族风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谢子弟握之，非民间所有”，他这两句话是想说明连民间都沿袭北派，可见北派之盛行，说明《阁帖》问世后带来北派衰微的后果，说明王羲之的字非民间所有，并不像北派那样普遍。但他忽略了他用民间字体来印证王字的自相矛盾，很简单，既然民间不能写出王羲之式的字，又怎么能要求王字必须要和民间劣俗砖石相吻合呢？又怎么能要求王字和劣俗砖石一样有隶意呢？用来刻石的“铭石书”和用来写文稿、书信的“稿书”本来就不能类比，更何况麈尾、如意般的王字在当时是新体，正因为这种新体才使得王羲之成为里程碑式的人物，民间劣俗砖石自然无似《阁帖》者，无似羲、献者。再用阮元的分类来看，“铭石书”属碑，“稿书”属帖，碑和帖自然有别。

 

    《阁帖》盛行，北派愈微矣
     ——阮元否定《阁帖》最终是为了推出北碑

 

   说阮元对《淳化阁帖》的批评有点特别，就特别在他将北派的式微怪罪于《阁帖》。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倒反映出《阁帖》的魅力，尽管它纷争不断，却历经千年不衰。阮元的批评在这点上迥异于前人，而是由此引发出新的书法史观，从而对书法渊源和流派重新梳理，对二王作出重新评价，从理论上削弱了二王书法的主流地位，使得千年以来二王书风的传承造成障碍，他的目的是为了在二王之外寻找另一条途径，这就是以北碑为主要师法对象的碑派。
    阮元创造性地提出书法史的南北分派问题，将书法分为两大流派——碑与帖，但他的这两大流派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并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一为南派（即帖派），一为北派（即碑派），以东晋、南朝为南派，以十六国、北朝、隋代为北派，认为南北两派早就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对碑、帖两派的成因和发展的不平衡作出阐释。从成因上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分治期，由于地域的差异，南朝文人注重各方面的文化素养，崇尚风流蕴籍，惟帖是尚，而北朝拘守旧法，刊石勒铭。他认为南北两派均出于锺繇、卫瓘，至王羲之、王献之等形成南派，至索靖、崔悦等形成北派，且一直并行发展，自唐以后由于太宗的推崇，“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同时他认为宋代《淳化阁帖》盛行以后，世间更不知有北朝书法了。
    前面所摘各条阮元文字，是为了“失真”、“王字应有隶意”两个问题引证的，实际上，他的南北分派观随任何一条引文可见，致使我无法剪切分类，这正说明一个问题，阮元挑《阁帖》的毛病，提出种种说法，目的是为了说明南北分派问题，而南北分派问题的最终归属点落在北碑上，为清代碑学的建立寻找理论支撑。他在《南北书派论》中说得很明白：

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

    在他的《颜鲁公争座位帖跋》中也有同样的观点：

    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褚之从来。自宋人《阁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书法矣。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

    嘉庆二十四年（1819）三月，阮元在春湖中丞处读到《唐魏栖梧书善才寺碑》，他又想起碑和帖的问题，并联想到《淳化阁帖》，雨窗清净，在桂林行馆聊识册尾，他坚持自己的看法，自信中带有些激动：

    吾固曰：《阁帖》盛，而碑版晦，碑版晦，而书派紊。此等旧碑在世，犹可印证，吾言再数百年，无知之者矣。

    阮元在为北碑的渊源有自和碑帖发展的不平衡提出论证以后，又进一步提出要恢复这种北法，所以他在《南北书派论》中说：“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 他所撰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实际上是对以二王为中心的帖派书法传统的挑战宣言。最后他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 阮元的倡导是很有说服力的，《清史稿》称其为“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他在当时的地位足以能够一呼百应。阮元的朋友钱泳除了在南北书派问题上极其赞同阮元的观点外，在论述《淳化阁帖》时的口吻也是那么相似：“虽《淳化阁帖》有汉章帝草书，实是王著妄作，不可遂为典据” 阮元的学生梁章钜更是对其师推崇备至，他在《退庵随笔》中对阮元的“二论”大段抄录，表示出赞叹：“阮芸台先生尝著《北碑南帖论》，于书家源流正变所辨极精”，在抄录了关于《阁帖》的论述“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锺、王、郗、谢岂能如今所存北朝诸碑，皆是书丹原石哉？”之后，又评其“此论亦前人所未发”。而他的学生何绍基、陈鸿寿等更是受其影响，从实践上将阮元的观点作了延续。我们从阮元关于《淳化阁帖》的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二王书风向北碑书风转换的关捩所在。
    清代嘉道以后，二王书风便真的被北碑书风所掩盖，遭受到书法史上唯一的一次重创，于是帖学逐渐失去了真相。近人章太炎说：“清中世以后，论书者皆崇碑版而贱法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一曰法帖展转传摹，失其本真，而碑尤当时故物也……” 这便是阮元的“碑比帖真”的观点，可见已经深入人心，“论书者皆崇碑版而贱法帖”说明清代碑派思潮已然笼罩。如果说金农的不学二王还属于私人性质的话，阮元从理论上公开予以号召则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次以引来更多更加偏激理论的转折，发展到极端之时，最终导致中国书法史上以二王书风为主导的帖学传统的丢失。时至今日，印刷术的发达，大量墨迹本得见天日，人们不再仅靠刻帖，帖派书法的师法对象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宽，对清代碑学价值的重估应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转自金丹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