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王羲之《兰亭序》流传过程中历代书家兰亭观的考察，指出书法史上真正意义上否定《兰亭序》的第一人，应是清代中期的著名学者阮元，并从清代学术背景出发，分析阮元否定《兰亭序》的思想渊源及动机，从而揭示阮元以否定《兰亭序》来动摇二王在书法史上的权威地位，为在二王之外另辟新境寻找理论支撑。他的兰亭观始终与南北分派及碑学思想交织在一起，成为他书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本文客观地认为阮元否定《兰亭序》的论据不足，但他为清代碑学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 阮元  兰亭序  辨伪  清代碑学

 

    东晋永和九年（353）暮春之初，王羲之等42位佳士良朋在绍兴兰亭饮酒赋诗，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王羲之即兴而作的《兰亭序》从此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名作经典，并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人们对其抚掌称善，成为书法史上帖学一脉书家的重要师法对象。
    关于《兰亭序》的记载，始见于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讲述了“萧翼赚兰亭”的故事，从此广为流传。《兰亭序》征入内府后，因原迹仅为皇上及近臣数人得观，所以唐太宗命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搨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及近臣，于是民间的各种摹本、临本、刻本不断涌现。由于唐太宗的喜爱，初唐书坛崇王之风盛行，一时人们学习行书都以标榜王羲之为荣。孙过庭《书谱》称《兰亭序》为“真行绝致者也”，可见唐代书家的敬佩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真正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兰亭序》的，当始于宋代，因为宋代掀起了刻帖的高潮，《兰亭序》刻本数以百计，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鉴于这种形势，学者们开始对《兰亭序》的版本钩沉探赜，桑世昌的《兰亭考》便详尽地考证了《兰亭序》的各种版本及其著录、流传情况。人们也开始对《昭明文选》不收《兰亭序》文、《淳化阁帖》不刻《兰亭序》帖作过许多推测，陈谦云“感事兴怀大悲，萧统所不取”，陈虚中云“天朗气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选”，陈正敏云“丝竹管絃亦重复”，欧阳修认为《淳化阁帖》所选均是内府真迹，“然独《兰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于法帖以传”，他们对《兰亭序》深信不疑，没有一人对其是否为王羲之所书表示过怀疑。宋代书家崇尚《兰亭序》的风气也极为盛行，苏轼、黄庭坚、米芾无不浸淫于此，《兰亭考》卷九载黄庭坚自语：
    山谷游荆州，得古本《兰亭》爱玩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笔意，作小楷日进，曰：他日当有知我者。
    元代的《兰亭序》刻本虽不多见，但前代的各种版本流传有绪。元代书家在赵孟頫的影响下，对此多推崇备至，赵氏更是心慕手追，他一生临习有数百本之多，且一跋再跋，在《兰亭十三跋》的第六跋中，他说：
    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右军书《兰亭》，是已退笔，因其势而用之，无不如志，兹其所以神也。
    明代书家对《兰亭》的态度依然如故，80岁的文徵明怀着崇敬的心情写有《重修兰亭记》，董其昌钟情《兰亭序》，一生也多次临写，他甚至认为各种搨本都好：
    《兰亭》无下榻，谓其真迹既奇绝，摹刻虽失真，亦各有所近，如得肉得骨之论。
    对于《兰亭序》的推崇，自唐以来一直到清初几无异言，虽对其版本颇多聚讼，对其艺术价值则没有否定，而对其审美标准也成为一种恒久不变的定式，千百年来人们的兰亭观却如此惊人的一致，人们奉《兰亭序》为书法圭皋，从中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技巧、领会王羲之的书法精神，并从此延伸和演绎出若干支脉，就连清初开碑学思想之先的傅山谈起它也无比激动： 
    真行无过《兰亭》，再下则《圣教序》，两者都无善本，若必求善本而后临池，此道不几乎息耶？近来学书家多从事《圣教》，然皆婢作夫人。《圣教》比之《兰亭》已是辕下之驹，而况屋下架屋，重儓之奴。
    书家们之于《兰亭序》，是出于一种近乎神圣的崇敬心理，这种观点直到清代初期才略有私下的改变，以郑簠、金农等前碑派的实践为前提，金农虽在乾隆元年有鲁中杂诗：“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骋驰。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但他在刻《冬心先生续集》时却未予公开。可见对于以二王为代表的帖派的反叛在当时并未白日化，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王羲之的崇拜在逐渐减弱，对《兰亭序》的热情在逐渐淡化，至于《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书仍无一人提出疑义。

 

 

    1965年5月21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连载《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否定王羲之书《兰亭序》的可能，引起了书法界的震动，一场“兰亭论辨”揭开了序幕。否定方除郭沫若外，有王一羽、龙潜、启功、于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等，肯定方有高二适、章士钊、严北溟、唐风、商承祚等，其后的几十年中，不断有学者从多学科、多视角提出自己的观点，《兰亭序》的聚讼一直没有停止。章士钊说：“《兰亭》为吾国古书剧迹，千余年来，人无间言，独至清末，有广东书家李文田提出异议。”  郭沫若在文中支持了李文田的观点，于是今人多将李文田视为否定《兰亭序》的第一人，其实在李文田之前的阮元早就提出疑义。
    阮元（1764—1849），初字梁伯、后字伯元，号云台（一作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揅经老人、节性老人、颐性老人、怡志老人、北湖跛叟等。江苏扬州人，籍贯仪征。乾隆五十四年进士，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致仕归田后又晋加太傅衔，卒谥文达。阮元为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的最后重镇，他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成为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著有《揅经室集》。
阮元《揅经室集》中收有一则题跋，开始公开明确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
此砖（指晋永和泰元砖）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兰亭》前后十数年。此种字体乃东晋时民间通用之体，墓人为圹，匠人写坯，尚皆如此，可见尔时民间尚有篆、隶遗意，何尝似羲、献之体！
    其后，阮元《揅经室续集》中又收有一则题跋：
    王著所摹晋帖，余旧守“无征不从”之例，而心折于晋宋之砖，为其下真迹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试审此册内永和三、六、八、九、十年各砖隶体，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写，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隶字尤为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当是羲之之族，何与《兰亭》决不相类耶？
    此外，甘熙在《白下琐言》卷三第四十六则中又有记载：
    乙酉（道光五年，1825年）仲冬，祺仁伯兄摄宝应学篆，过扬州，于市上得晋砖一块，其文曰：“永和右军”四字，在篆隶之间。时仪征阮公总督云贵，同里汪梧山刺史选授鹤庆州篆。家大人以拓本从汪刺史寄呈于公，为跋一则，由滇寄还。跋曰：“余固疑世传王右军书帖为唐人改钩、伪托，即《兰亭》亦未可委心，何况其余，曾以晋砖为证，人多不以为然。贵耳贱目，良可浩叹。顷从金陵甘氏得‘永和右军’四字晋砖拓本，纯乎隶体，尚带篆意，距楷尚远。此为彼时造砖者所书，可见东晋世间字体大类如此。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欧、褚二本直是以唐人书法录晋人文章耳。”予屡曰学者当得古人之益而不为古人所愚，此类是也。阮公所论，真发前人所未发者。
    此跋在阮元《揅经室集》中未载，因《揅经室集》刻成于道光三年（1823），而此跋题于道光六至十年阮元任云贵总督期间。
    阮元否定唐太宗所得《兰亭序帖》的原本是王羲之所书，依据只有一个——晋砖。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应与同时代的砖文风格一致，即认为王字应有隶意。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判断，这种立论显然是极不科学的，其实他所找的这种参照物就其本身而言就不具有可类比性，虽然一个人的风格或多或少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但也受其特殊性的局限。郭沫若用东晋墓志作参照物与阮元用晋砖作参照物如出一辙，以下层工匠的字与上层文人士大夫的字相比较，其结论是必然要大打折扣的，再说“铭石书”和“稿书”又不属同一类，本不能类比，更何况是作为书法大师的王羲之，在书体演变的关节点所创的一种“新体”，具有更大的特殊性，这是八砖吟馆主人阮元独锺晋砖而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不是不懂书体的流变，他在《晋永和泰元砖字拓本跋》中就论述得相当精辟，但与前论自相矛盾，他的这段话正好可以用来驳倒他自己的论点：
    羲、献之体乃世族风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谢子弟握之，非民间所有。但执二王以概东晋之书，盖为《阁帖》所愚蔽者也，况真羲、献亦未必全似《阁帖》也。
    既然他承认王氏的“新体”当时仅在王、谢门中和士大夫阶层传递，民间并未流行，那么造砖人带有隶意的“旧体”何以能与王羲之完全舍弃隶意的“新体”相提并论呢？如果说以二王概东晋之书是因《阁帖》所囿，那么反过来阮氏以晋砖概东晋之书便是为“尚碑”所迷。
    他在《复程竹盦编修邦宪书》中阐述南北派观点时，也留下了与上面同样不攻自破的把柄，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他说：
    终唐之世，民间劣俗砖石，今存旧迹，无不与北齐、周、隋相似，无似《阁帖》者，无似羲、献者，盖民间实未能沿习南派也。
    既然民间未沿袭南派，而将属南派的《兰亭序》与属北派的砖石相类比，自然对不上号。
    阮元不同于李文田，他虽然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但没有否定《兰亭序》文，郭沫若支持李说，竭力否定序文为王氏所撰，认为其中悲观的文辞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认定“《兰亭序》悲得太没有道理”  ，而阮元在一则跋文中谈到《兰亭序》时，是肯定王羲之当时有这种心情的，他说：
    永和八年秋，殷浩北伐无功，再举进屯泗口。羲之移浩书曰：“区区江左，力争武功，非所当作。莫若退保长江，引咎责躬，与民更始，以救倒悬。若犹以前事为未工，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浩不能从，遂有九年秋七月之败。《兰亭序》作于浩屯泗口之后，败走谯城之前，其忧国之心含于文字之内，非徒悲陈迹也。
 
三、否定《兰亭序》的思想渊源及其目的

 

    阮元怀疑和否定《兰亭序》的这些想法，是不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呢？我们从整个清代的学术背景来考察，是确有其渊源的，并不显得突然，清初考据学的兴起，大批学者钻入了故纸堆，经学一度盛兴，对于经学家的阮元对《兰亭序》提出疑问，这与乾嘉经学的“疑古求真”精神完全合拍，梁启超说：“清学家既教人尊古，又教人以善疑。”   况且《兰亭序》历经千年，迷雾重重，让人匪夷所思，既有《昭明》不选、《阁帖》不刻之疑在前，又有王字应存隶意之想，再有金石碑版出土之佐，加上职业考据之癖，这种怀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书法界来看，清初以后人们渐渐减弱了对《兰亭序》的迷信，金农已有不学二王学民间的思想，并从他的实践中表现出来，这不能不说对阮元否定《兰亭序》有着潜在的影响。清代学术的大环境和书法界的小环境都无不在往着一个方向发展，二王权威地位的削减是迟早的事，阮元的思想是顺应潮流的，他既是潮流中人，又在领导潮流。说他领导潮流，是因为他有发前人所未发之思想，使得他的理论能够指导着人们的实践，并加速了碑学的发展进程，但他这一切都并没有逆潮流而行。
    既然阮元不是突发奇想，那么在他那个时代有没有人有这种思想抑或是闪念呢？他究竟有没有在学术交游中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读一读汪中《述学》中的一段话：
    吾友赵文学魏、江编修德量，皆深于金石之学。文学语编修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
    看来赵魏也对王书产生过怀疑，我们必须先弄清赵魏是何许人也：
    赵魏（1746—1825），字恪生，号晋斋，人称赵文学，浙江仁和人。曾于乾隆六十年约至嘉庆二年（1795—1797—）在阮元幕府助其校订《山左金石志》、《七经孟子考文》，并辑《两浙金石志》等。赵魏长阮元18岁，入阮元幕府时49岁，时阮元32岁，仅靠年龄是不能说明谁影响谁的。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赵魏对江德量讲这段话的最低下限，必在江德量的卒年乾隆五十八年（1793）之前，此前赵魏尚未入阮元幕府，赵魏不可能受阮元影响，赵魏在乾隆六十年（1795）入阮元幕府后，很有可能与阮元谈及过此事，应该肯定阮元或受赵魏影响，或与其观点一致，至少在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不止阮元一人。赵魏虽略早于阮元认为王字应存隶意，但他怀疑的不在原迹是否为王羲之所书，而是怀疑行世的各种刻本“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即使说阮元受其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认为阮元是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书的第一人。
    此外，阮元本人又精通校勘学，对于古籍版本的真伪、优劣有精深的研究，对《兰亭序》原本的怀疑和对摹本的苛求自然出于他的职业敏感。尽管如此，他对《兰亭序》的版本仍有混淆不清之嫌。
    关于《兰亭序》的版本，自古以来虽多聚讼，但基本已清晰，历史上对《神龙本》曾有《唐摹兰亭》、《冯摹兰亭》、《神龙半印》、《褚摹兰亭》等多种异名，今人所谓《神龙本》其实和阮元所谓《神龙本》不是指的同一个本子，今人通常所谓《神龙本》是指兰亭八柱本的第三本冯承素摹本(有神龙半印)，而阮元所谓《神龙本》非指八柱第三的冯摹，也非指八柱第二的褚临（因此本无神龙半印，不能称为神龙本），而是指《秘阁本》（即《神龙伪印本》），但实际上说的是王文惠家藏黄绢本，阮元多次提及“率更之《定武》、登善之《神龙》”，这是清人的普遍说法，清初陈奕禧（1648—1709）就有“《定武》欧摹、《神龙》褚摹”的说法。翁方纲（1733—1818）在《苏米斋兰亭考》中，除沿袭明以来约定速成地将《定武》视为欧临以外，也错误地将《秘阁本》视为《神龙本》，并归于褚遂良名下。翁方纲是根据米芾“褚本有钩填极肖者，也有随意自运者。”殊不知前者的“褚本”是褚遂良检校本，非褚遂良摹本，《兰亭考》卷五中也引了米友仁一段跋：“唐太宗得《兰亭》，命冯承素、诸葛贞之流双钩模赐左右大臣。昨见一本于苏国老家，后有褚遂良检校字。” 翁方纲和阮元所指“虽临王书，全是褚法” 的“褚本”，实质上是《王文惠本》（也称《唐绢本》，褚临本中的一种，后有米芾跋。传为褚临本的版本极多，翁方纲将《秘阁本》、《王文惠本》混为一谈）。《王文惠本》虽传为褚临，但不能称为《神龙本》。阮元视翁方纲为师，执弟子礼，且交谊甚深，自然受其影响。阮元的好友梁章钜（1775—1849）也在《退庵随笔》中说：“今世所传《唐绢本》，褚临也，《定武本》，欧临也。” 可见他们所谓《神龙》即指王文惠家藏黄绢本。由于他们在学术界的地位，于是欧之《定武》、褚之《神龙》成为清人公认的《兰亭》两大流派。且不论“欧之《定武》” 之说是否可靠，实际上“褚之《神龙》”之说已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
阮元对于《兰亭序》的观点已经很清晰了，他承认王羲之写过《兰亭序》，而否定唐太宗所得到的是真本，后人所见到的各种拓本都不足为信，各种摹本、临本更是掺入己意，他在《王右军兰亭诗序帖二跋》中写道：
    王右军《兰亭修禊诗序》，书于东晋永和九年，原本已入昭陵，当时见者已罕，其元本本无钩刻存世者，今《定武》、《神龙》诸本，欧阳率更、褚河南临拓本耳。夫临拓之与元本，必不能尽同者也。观于欧、褚之不能互相同，即知欧、褚必不能全同于右军。真《定武》本余惟见商邱陈氏所藏一卷，余皆一翻再翻之本。真《定武》虽欧阳学右军之书，终有欧阳笔法在内，犹《神龙》本之有河南笔法也。
    他还有一种无人敢道的想法，认为欧、褚的临本超过王羲之的原本：
    《兰亭帖》之所以佳者，欧本则与《度化寺碑》（按：应是《化度寺碑》）笔法相近，褚本则与褚书《圣教序》笔法相近，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若原本全是右军之法，则不知更何景象矣！ 
    昭陵《禊序》谁见原本？今所传两本，一则率更之《定武》，一则登善之《神龙》，实皆欧、褚自以己法参入王法之内。观于两本之不同，即知两本之必不同于茧本矣。若全是原本，恐尚未必如《定武》动人，此语无人敢道也。
    他首先承认《兰亭》佳，之所以佳，是因为欧、褚临得佳，他这样用欧、褚来否定《兰亭序》的观点，只要我们稍动一下脑筋就会发现，他的目的也是为推出北碑而寻找借口，这样，他让我们千百年来一直为之激赏的《兰亭序》一下子变成了北派，我们欣赏《兰亭序》，实际上是在欣赏欧、褚的北派，而非真正的王羲之的南派，于是名正言顺地来动摇王羲之帖派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他又将欧阳询、褚遂良列入碑派，为碑派能稳住根基寻找支撑。由此可见阮元在推出碑派时，有两个重要现象，一是他仍以借助“借古开今”为手段，他们不承认王羲之古，而是认为他们不够古，要从王羲之以前的秦砖、汉瓦、魏碑中去寻古；二是他仍要以名家来标榜，尽管前碑派中的郑簠、金农已有不学名家、而学民间的实践，可见在当时并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
    可以看出，阮元在否定《兰亭序》时所列举的版本是有选择的，他选择了临本，而没有选择摹本，冯承素摹本历来被视为最接近原本的唐摹善本，双钩填廓的摹本是当时的一种复制技术，故摹搨高手都是职业人员，而非书家，书家的临本（包括传为欧临和褚临，抑或赵临和董临）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意识和个性特征，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王羲之书法的原貌，用临本来揣度《兰亭序》已隔一层。是不是阮元不知道冯摹本呢，显然不可能，我在考察中发现28岁的阮元在参与编修《石渠宝笈》时就见过冯摹本，他在《石渠随笔》中就记载他亲眼所见冯摹本有神龙半印，可见其选择是带有偏见的用意。
他的兰亭观同他的碑学思想一脉相承，也与他的南北书派观不可分割。尽管阮元否定《兰亭序》的论据很不充分，但他动摇了二王的权威地位，于二王之外另辟新境，在金农等前碑派实践在前的基础上，作为学术界的泰斗从理论上公开予以肯定和支持，并第一次给北碑以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首先影响了他的朋友和学生，钱泳、梁章钜、黄易、何绍基、陈鸿寿等，并逐渐扩散开来，无疑加速了碑学的发展进程，为清代碑学风气的早日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转自金丹博客)